“学坏”的讲究

    全世界的父母都担心孩子会“学坏”，然而所谓的“学坏”，实在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比如，几乎成为伦敦文艺标示的琴酒（gin，也译杜松子酒），19世纪以前是公认的一个人“学坏”的标志。这种饮品便宜且酒精含量高，一度被视为底层民众纵欲的首选。而把琴酒从“堕落”升华成“风雅”的，正是19世纪那些伦敦文艺青年。尤其当著名诗人拜伦宣称他的全部灵感都来自琴酒和水之后，对于以颠覆固有规矩传统著称的浪漫主义者来说，喝琴酒简直就是高举一面文化旗帜。所以别看都是消费低俗饮品，英国“文青”们和烂醉如泥的酒鬼实则很不同，因为他们“放荡”得有目的、有典故。
    还有一件让学术圈津津乐道的“坏事”，是社会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1971年在荷兰电视上的一次辩论。电视台主持人在乔姆斯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包大麻提取物——哈希什，作为福科出场费的一部分（哈希什在荷兰合法）。那是一场关于人性本质的著名辩论，这包在其他情景下都上不得台面的软毒品之所以能成为这场辩论经典的注脚，是因为主持人的出格之举与福柯的自由左派相益得彰。
    所以学点坏未必是件坏事，关键是怎么去驾驭那些有争议且有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让出格变有趣。有头脑的放纵，再放纵也是潇洒；而没有头脑的潇洒，再潇洒也是愚蠢。这就是“学坏”的讲究。